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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殿元（著名巴蜀文化學者）
赤裡街與少城是成都古蜀時期與秦代商業發達的象征，而成都的商業雄心卻遠不止於此。在漢代，張騫受漢武帝之命出使西域，在大夏發現瞭邛竹杖和蜀佈，說明巴蜀到印度（古身毒國）再到西亞早就存在一條通道。這條通道，現代史學傢沿用“絲綢之路”稱呼的慣例而稱為“南方絲綢之路”。這是一條從成都出發的的古代商貿之路。
漢代成都位列“五都” 是全國商貿中心
秦統一古蜀後，在此置蜀郡。因為都江堰的修建，以成都為中心的成都平原經濟大發展，在漢代，取代關中成為天府之國。據《漢書·食貨志下》：“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，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洛陽、邯鄲、臨淄、宛、成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師。” 即是說，成都已經是當時全國的“五都”之一。
揚雄、左思都撰有以描繪成都為題材內容的《蜀都賦》。這兩首《蜀都賦》都大力描繪瞭成都的“貝錦斐成，濯色江波”，“自造奇錦”“阿麗纖靡”，壯闊富饒的形象，以及成都“兩江珥其市”“發文煥采，轉代無窮”的繁華。
《蜀都賦》稱成都是一座“貨賄山積，纖麗星繁”“肆張列市”“百室離房，機杼相和”，天府自然經濟與錦繡傢庭手工業結合得很好的生態城市。
《蜀都賦》稱成都是全國性商貿中心，活力四射的海內名都。當時成都物流貨流，“東西鱗集，南北並湊，馳逐相逢，周流往來”，宴飲所用不止巴蜀土產，更有“江東鮐鮑，隴西牛羊”。
讀《蜀都賦》及其他史料，可知當時蜀都手工業商業極其發達。蜀地資源豐富，銅鐵金銀和玉器等應有盡有，這為工業經濟發展提供瞭必備而充實的條件。《史記·貨殖列傳》說蜀地的卓氏、程鄭，都是六國滅亡後遷來的，他們都是以冶鑄致富，到瞭漢代，無疑能傢累百萬瞭。
作為全國商貿中心的成都，當然是有商貿通道的，這就是南方絲綢之路。
南方絲綢之路是成都走向世界的國際通道
南方絲綢之路是中國古代西南地區一條縱貫川滇兩省，連接緬、印，通往東南亞、西亞以及歐洲各國的古老國際通道，包括歷史上有名的蜀身毒道和茶馬古道等。它和西北絲綢之路、海上絲綢之路同為中國古代對外交通貿易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。
既為“絲綢之路”，說明這條商道最早是為貿易絲綢而開辟。中國是絲綢的原產地，早在商周時期絲綢織造就已達到相當水平，四川是當時中國絲綢的主要原產地。西漢揚雄《蜀都賦》曾稱頌，蜀錦鮮艷華麗，品種繁多，發文揚采，轉代無窮。《蜀都賦》稱，蜀地“黃潤細佈，一筒數金”，意思是蜀地的絲綢以黃色的品質尤佳。印度考古學傢喬希指出，古梵文文獻中印度教大神都喜歡穿中國絲綢，濕婆神尤其喜歡黃色蠶繭的絲織品。這種黃色的絲織品，應該就是揚雄所說的“黃潤細佈”。從印度古文獻來看，濕婆神的出現時間至少相當於中國的商代。這說明，可能在商代，中國已經同印度發生瞭絲綢貿易關系。
1936年，在阿富汗喀佈爾以北考古發掘出許多中國絲綢，這些絲綢有可能是從成都途經雲南、緬甸、印度和巴基斯坦運到印巴次大陸，然後轉手到達中亞的。《史記》多次提到“蜀佈”等“蜀物”，其實就是蜀地生產的絲綢，由蜀人商賈長途販運到印度出售，再轉口貿易到中亞、西亞和歐洲地中海地區。
《史記》記載瞭中、印、阿富汗的經濟文化交流，《三國志》裴松之註引三國時人魚豢的《魏略·西戎傳》裡，也提到羅馬帝國“有水通益州（四川）”。
定型後的南方絲綢之路兩條線路都是從成都出發
蜀人歷來不保守，所以巴蜀文化具有明顯的開拓性、開放性與包容性。因為重視交流和開放，秦時遷蜀的趙人卓氏、山東程鄭就能在臨邛成為富可敵國的大商賈。說明蜀人少有妒才之心，並不排斥外來人員，而且很善於學習。事實證明，巴蜀文化雖地處四川盆地，周圍大山環抱，卻並不封閉。而這，早在古蜀文化中即已存在。《華陽國志·蜀志》裡記載的“五丁迎石牛”一類傳說，就反映出古蜀先民力求打通閉塞，走出盆地，渴望與外界交流的觀念和行為。三星堆遺址所出土的海螺、海貝、象牙，明顯地具有強烈的外來因素。
南方絲綢之路也是蜀人努力向外發展的證明。
早在張騫尚未打開通往西域，開辟北方絲綢之路以前，西南先民們就已打通瞭一條從成都至雲南滇東一帶的“五尺道”。《史記》記載，“五尺道”從成都出發往東南行，經僰道（宜賓）、南廣（鹽津）、朱提（昭通）、夜郎西北（威寧一帶）、味縣（曲靖），至滇池（昆明），繼續向西至葉榆（大理）。《司馬相如列傳》記載：“邛笮、冉駹者近蜀，道亦易通，秦時嘗通為郡縣，至漢興而罷。”公元前129年，漢武帝派遣司馬相如積極開鑿通川南雅安、西昌及雲南大姚之邛、笮、井、駹等西夷地區的“西夷道”，從蜀地南出，經臨邛（邛崍）、嚴道（滎經）、旄牛（漢源）、邛都（西昌）、會無（會理）、渡過金沙江到青蛉（大姚），抵達葉榆。在打通瞭身毒道之後，連接滇、川的通道蜀身毒道即可暢通而行瞭。以上兩條在大理匯合後西行，經博南（永平）、永昌（保山），由越賧（騰沖）出境入驃國（緬甸），稱為“永昌道”。
一條成熟的通道形成往往要經歷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時間，在形成規模通道以前，民間一定相應存在瞭一些較為方便的交通網絡遍佈各鄉村小鎮，尤其當兩端之間存在有必要的交換物資時，路途通道也就應運而生瞭，發展到一定程度，網狀的鄉村線路就會演變為商道，尤其是在官府的投入下會演變成為官道。
根據專傢的研究，定型後的南方絲綢之路主要有兩條線路，這兩條線路都是從成都出發。
一條為西道，即“旄牛道”。從成都出發，經臨邛（邛州）、青衣（名山）、嚴道（滎經）、旄牛（漢源）、闌縣（越西）、邛都（西昌）、葉榆（大理）到永昌（保山），再到密支那或八莫，進入緬甸和東南亞。這條路最遠可達“滇越”乘象國，可能到瞭印度和孟加拉地區。
另一條是東道，稱為“五尺道”。從成都出發，到僰道（宜賓）、南廣（高縣）、朱提（昭通）、味縣（曲靖）、谷昌（昆明），以後一途入越南，一途經大理與旄牛道重合。
南方絲綢之路在中國境內約有3000多公裡。這是中國較早的對外陸路交通線，同時也是中國西南與西歐、非洲、南亞諸國交通線中最短的一條線路。
南方絲綢之路的文化個性和創造精神不可替代
南方絲綢之路沿線處於中央版圖邊緣地帶，一方面跨境而居，與當地土著在物品上互通有無，語言上交流通暢；一方面受到中央王朝管控，遙遠的王權管控遠達於此，在政令上暢通有效，儒學傳統文化遠播於此，通過人員交流、物品交換，在上下一體的秩序中，核心、中間、海外三圈間文化出現瞭上下縱橫勾連。
考古學證據表明，中國古代文明經由西南地區與近東文明之間的接觸和交流，在公元前第二個千年的中葉就已存在瞭，其間文化因素的交流往還，多經由南方絲綢之路進行。
在希臘雅典一處公元前5世紀的公墓裡發現瞭5種不同的中國平紋絲織品，織法與四川絲綢相同。埃及和歐洲考古發現的中國絲綢，與中國考古發現的印度和近東文明的因素，兩者在中西文明交流與互動的發生、發展年代上吻合。由此可知，古希臘、羅馬，最早知道的中國絲綢，便是來自古蜀地的產品。
南方絲綢之路對於中國西南地區以及東南亞、南亞的民族融合起到瞭重要作用。考古材料顯示，自夏、商時羌系民族便經青藏高原的東緣（四川西部）向西南地區遷移，此後這種民族大遷移絡繹不絕，到戰國時期又一次達到高潮。這些遷移的民族不單到達西南夷地區，一部分甚至進入瞭東南亞及南亞的東部地區。民族的遷移打通瞭溝通南北的交通通道，促進瞭文化交融。
南方絲綢之路在歷史意義和價值意義上是世界性的，它具備的文化個性和創造精神不可替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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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原標題：從成都出發的南絲路曾惠及古希臘古埃及)
本文來源：四川新聞網-成都晚報
責任編輯：靜電除油煙機價格王曉易_NE00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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